我今年97岁，已经是一名有着74年党龄的党员。回顾过往，19岁时铭刻在心底的信念——“我的生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伴随着我。

在成长过程中，我深受抗战歌曲和前线抗敌故事的影响，从小就怀揣着对正义的追求。中学毕业后，虽然遵照父母意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学习医预科，但当时解放战争时期南京蓬勃的学生运动深深吸引了我。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积极参与了街头游行，并组织了民歌社，传唱解放区的民歌，这让我日益增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了升华。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我与同学一同前往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学习。在那里，我们不仅学习政治理论，还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空气、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汇聚的全新环境。南下武汉后，“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我成为了一名音工队员。

由于我自幼学习钢琴，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很快在队里崭露头角。面对许多未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遇到的困难，我耐心细致地给予指导。大家因此称赞我“挺明白”，并推举我担任指挥。就这样，我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指挥生涯。

文工团的生活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为我一生秉持“艺术为民”的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在大山深处，我听到当地群众朴实而真挚的歌声，那充满生命力的歌声让我深刻认识到：音乐源于人民，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

1952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革命队伍教会了我“文艺来自人民，应该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这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

随后，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之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仔细研读总谱，频繁出入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观摩排练和演出，全力吸收一切有益的养分。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当时我33岁，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我的成长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我必须倾其所有，将所学回报人民，以专业所长贡献社会。

回国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建，我被调任首席指挥，同时兼顾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理解并喜爱歌剧，我采取了一个“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每场演出前，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和音乐特色。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被大家称为“郑小瑛模式”，并深受观众欢迎。我这样做，只是希望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这件看似微小的事情，我坚持了下来。

此外，我还积极推动“洋戏中唱”。我们努力引进西方歌剧，但这并非终点。歌剧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语言是关键。俗话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我并不认同。我毕生的追求，就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常常思考，即使“和者”每天只增加一人，我也感到欣慰。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使其更具活力和创造力。

这些年来，许多人称我为“硬核奶奶”，赞扬我90多岁高龄仍坚守在指挥一线。对我而言，这仅仅是认定该做的事情，便全力以赴地去完成。

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曾三次罹患癌症。当被问及是否恐惧时，我回答说，恐惧能解决问题吗？疾病来临就积极治疗，若是无法避免的，就抓紧时间完成未竟之事，减少人生遗憾。我很庆幸，我都挺过来了。

不久前，我应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一天的7小时课程，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呢？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够将这些宝贵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帮助他们少走弯路，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指挥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还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出色的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要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

临近百岁，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与生命赛跑、与时间赛跑，希望能多做一点是一点。自从19岁参加革命以来，“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我铭记了一辈子，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我一直认为，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中有音乐相伴，便永远充满活力。我一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我别无他愿，唯独珍惜每一次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要我还能行动、还能思考，我就会继续努力！

（作者为指挥家，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